2月17日，法国媒体报道了一组镜头：在乌克兰战场上失去右腿的前瓦格纳战斗人员德米特里，装上新假肢，再次站了起来。围绕他的，不只是个体命运的转折，还包括一个庞大的画面随着几十万名从前线带着伤残归来的士兵回到俄罗斯，假肢制造厂被退伍军人挤满，排队等待重建身体的队伍不断延长。
对于许多受伤士兵来说，重新站起来并不只是一个医学过程，是战后生活被迫重启的一种姿态。对德米特里而言，这种变化尤为具体，他的伤势极重，恢复时间也极长，但此刻他站在假肢工厂里，被反复测量、调试，只为了让那条人工的右腿尽可能接近真实的体验。身体的缺失，被尽力用金属和塑料填补，但战争在这些人身上留下的痕迹并未消失。
54岁的德米特里，并不是在乌克兰冲突升级后才拿起武器的人。在俄罗斯2022年2月发动全面攻势之前，他就已经在叙利亚以及乌克兰东部顿巴斯地区参与过战斗，长期在高风险地带执行任务。多年的战场经历，让他对危险并不陌生，但他对自己的运气有一种特殊的认知在那次重伤之前，他一直觉得自己能“躲过子弹”。
他回忆那次受伤时的情景时，脸上竟然带着一丝微笑。那是他第一次在战斗中留下终身伤残，也是他多次上战场后的第一次重大创伤。他所在的部队当时正试图渡过第聂伯河，这是一次极其危险的行动，也是他们任务的一部分。就在渡河行动进行时，部队遭到轰炸，火力猛烈，打断了他们的行动节奏。
下一刻，他低头看到，自己的右腿已经躺在身边，被炸断，身体与肢体瞬间分离。那一刻的画面极其直白，没有任何缓冲，这也是他记忆中非常清晰的一幕。他后来用一种近乎平静的语气说出这个场景，仿佛在陈述一件已经发生且无法改的事实。对他来说，这不仅是一次受伤的经历，也是他整段军旅生涯的一个分界点。
代号为“巴尔马克”的德米特里这样描述自己，“那是我第一次受伤，我对自己能战斗这么久并且一直很幸运感到惊讶。”他并不回避“幸运”这个词，甚至主动提起，似乎在对过去多年没有受重伤这一点做出某种。只这份“幸运”在那次爆炸后被彻底打断。
那次爆炸不仅夺走了他的一条腿，还给他带来了严重的腹部伤。他被送往医院，接受长时间的治疗，一共在医院待了八个月。出院后，他又在轮椅上度过一年，重新适应失去肢体后的生活节奏，对于行动方式、日常习惯都进行了被迫的调整。那段时间，他的生活几乎被病床和轮椅限定在室内空间。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假肢工厂对于他来说，不只是一个提供器械的地方，而是一个让行动恢复可能性的节点。他来到位于弗谢沃洛日斯克的一家私人假肢制作工厂，在那里接受测量和制作安排。他谈起这家工厂时，特意强调这里的氛围，“这里的氛围十分友好，让人感觉很放松。”在经历长时间治疗和轮椅生活之后，能够在一个相对轻松的环境中处理自己的伤残，对他来说有着特别的意义。
在那个不大的工作室里，工人们戴着口罩，围着他忙碌。他们为德米特里检查假肢的适配情况，反复确认尺寸是否合适，然后进行测量、打磨、上色等工序。每一步都需要精细操作，使假肢既能支撑日常行走，又不至于在使用时造成新的疼痛。这些动作看似机械，却直接关系到他未来几年甚至几十年的行动能力。
与工人们的专注相比，德米特里的状态异常平静。他已经经历了长时间的住院和康复过程，对身体的不完整有了某种程度的接受。如今，他关心的是假肢能否稳定、是否方便生活，而不是沉浸在伤痛本身。短暂的交流中，他提到这里的环境能够减轻他的紧张感，这是他反复强调的一点。
俄罗斯官方没有公布在乌克兰行动中阵亡或受伤的士兵人数，但独立报道和西方情报机构给出的估计数字已经高达数十万人。具体数字虽然存在争议，但一个可以被量化的变化出现在政府的公开数据中：2024年，莫斯科发放的假肢数量比2021年多了6万件，增幅达到65%。这组数字与战场伤员数量之间的联系，不言自明。
随着这一增幅出现，假肢行业的压力不断上升。对假肢的需求暴增，使得各类工厂、机构的工作量迅速扩张，从生产线到技师的个人工作节奏都被推到高强度。退伍军人携带着缺失的肢体走进这些工厂，把战场上的创伤延续到了民用设施里，用另一种方式呈现前线代价。
弗谢沃洛日斯克这家工厂的负责人米哈伊尔·莫斯科夫采夫，面对源源不断涌来的伤员，有自己的观察。他注意到，大多数伤员并不会主动说出自己是如何失去肢体的，很多人选择保持沉默，对具体经历避而不谈。但在他眼中，谁是退伍军人，却“很明显”。
他说，这些人身上的伤口有明显特征，“这些是特定的伤口，例如地雷爆炸造成的很容易与车祸受害者和极限运动爱好者区分开来。”伤口的形状、伤害的方式，都透露出不一样的信息。地雷爆炸导致的截肢伤通常具有特定的损伤模式，长期处理这类病例的人，一眼就能分辨。战场伤口和日常意外事故之间，被划出了清晰的界限。
莫斯科夫采夫刻意与这些差别保持一定距离。他说，“对我来说，大家都是平等的，我不问这个人来自哪里或者背后的原因是什么。如果他们想说，他们会自己说的。”这句话透露出他的态度：他接触到的是一个个失去肢体的人，而不是某一方的士兵、某一个政治立场的执行者。他选择不追问，只在他们开口时倾听。
这家工厂雇佣了大约十几个人，规模不算庞大，却承担着大量订单。从测量到加工，从粗糙的胚体到能够支撑体重的成品，每一个环节都集中在这间并不宽敞的工作室内完成。技师们面对的是不同程度的伤残：有人失去一条腿，有人失去一只手，也有人需要同时换多个部位的肢体。每个人的情况不同，假肢需要一一调整。
在这些设备背后，是高昂的成本。最先进的假肢价格可能高达500万卢布，折合约6.5万美元。这类假肢往往具有复杂的结构、灵活的活动方式，能够大幅提升使用者的日常生活质量，但也远非普通收入可以承担。对于伤残退伍军人来说，能否使用到这样的设备，很大程度上与国家政策和补偿力度相关。
在俄罗斯，退伍军人可以选择在公立机构或私立工厂接受假肢服务。根据伤势严重程度，他们会获得不同程度的康复计划和现金补偿。这种补偿不只用于假肢本身，还可能用来调整他们的生活方式、交通方式，甚至改变居住环境的适应度。对于失去肢体的人来说，生活成本的结构被彻底重排。
德米特里获得了300万卢布的补偿，他没有把这笔钱全部投入到假肢设备上，而是选择用它买了一辆车。他提到这件事时语气平静，只是简单地说，“我用它买了一辆车。”这辆车对他的意义不只是代步工具，它让行动能力从依赖公共交通或他人帮助，转变为自主掌控。在失去一条腿的前提下，能够拥有一辆车，等于重新获得一部分空间上的自由。
作为一名有多年经验的老兵，他在与法国媒体交流时提到，自己对莫斯科为伤残退伍军人提供的支持印象深刻。他从具体的医保、补偿、配置假肢的渠道等方面感受到这种支持，把它视作一种实实在在的待遇。这种个人感受，与外界对俄罗斯社会和经济调整的观察，形成了一个交织的画面。
法国媒体对此给出了自己的解读。他们认为，这样的支持措施并不仅仅是对伤残军人的单纯照顾，而是俄罗斯在调整经济结构的引导整个社会为对乌克兰的攻势提供支持的一部分。对于前线士兵来说，优厚的薪水与退伍后的保障，构成了一种明确的吸引力，推动多人走向战场。
在这种解读中，退伍军人的待遇与参军的动力被连接在一起。高薪酬、高补偿以及战后医疗保障，构成了一套完整的激励机制，使参军从单纯的政治、意识形态因素，延伸到收入和家庭生活的考量上。对很多人而言，这是一个实际的选择，而不是单一的精神决断。
法国媒体也直言，对于成千上万从前线回来的男性，社会层面的压力和问题依然令人担忧。失去肢体的人需要重新寻找工作、确定家庭角色，解决心理创伤与日常生计之间的矛盾。大量伤残者集中出现，对就业市场、医疗系统、家庭结构都带来负荷。
社会对他们的接纳、他们能否找到适合的岗位以及长期心理状态的变化，这些都被视作潜在的风险。尤其是当一个社会在短期内迎来如此多带着战场伤痕的男性回流，公共空间中对战争的感知会明显增强，公共服务体系也必须消化这部分需求。
在圣彼得堡附近的这家假肢工厂里，德米特里并不孤单。屋子里还有另一位退伍军人，也叫德米特里，同样失去了一条腿。这种巧合在一个拥挤的空间里显得格外刺眼，两个人的伤残背景不同，却在同一间房里接受类似的治疗。
这位42岁的老兵代号叫“托尔格”。他在2024年于乌克兰城市巴赫穆特作战时受伤，当时他所在的车辆被无人机击中，爆炸导致他失去了一条腿。巴赫穆特在战事中的位置早已广为人知，而对于托尔格来说，这座城市的记忆被固定在那一次无人机袭击的瞬间。
当被问及为什么会选择去参战时，托尔格给出的回答，与克里姆林宫的官方表述保持一致。他重复了官方的说法这种说法被乌克兰和北约方面广泛驳斥和拒绝即参战是为了保护俄罗斯。他将自己的参战动机与“保护”联系在一起，把战斗视作防止冲突蔓延的一种方式。
他说，“我的主要动机是确保那里发生的事情留在那里，这样冲突就不会蔓延到我们的领土上。”他把战场视作一个必须被限制在外部的区域，希望忍受战火的地方不是俄罗斯本土，而是远一些的地带。在他的叙述中，战争是一种必须压制在边界之外的威胁，他的选择则是参与这种压制。
在这间工厂里，两位同名的退伍军人，经历各不相同，但都面对相似的终身伤残。他们都失去了腿，都经历了前线的爆炸，都被送回后方接受漫长康复，却对自己的决定没有表现出后悔。两人的年龄不同，一个54岁，一个42岁，一个曾在多个战场辗转，一个在巴赫穆特的战斗中受伤，但都表达了坚定的立场。
两位德米特里都说，他们没有遗憾。哪怕身上带着残疾，他们依然维持对过往选择的认可，对参战经历并不否定。尤其是身为两个孩子父亲的“托尔格”，在提到战争时也没有改变立场。
他明确表示，自己对战争的看法没有改变，“我还会毫不犹豫地做同样的事情。”这句表述，把他的态度固定在一种持续的选择上：作为父亲，他清楚自己的伤势；作为曾经的士兵，他依然认为当初的决定是正确的，并愿意再次走上同一条路。
这种态度，与身体上的残疾形成鲜明反差。一边是轮椅、假肢、漫长康复，一边是对选择毫不动摇的肯定。这种反差，也折射出一部分退伍军人群体对自我身份的认同方式：即便付出惨重代价，他们仍旧把参战视作符合自己信念的行为。
在假肢工厂里，技师们继续忙碌，机器发出的声响不断，测量数据被一遍遍记录。退伍军人们坐在椅子上，有的安静地看着前方，有的在与旁人低声交谈。每个人的故事不同，但他们被聚拢到同一条生产线边上，等待一种新的行走方式。
工厂里的这些场景，与前线战壕、炮火硝烟形成了另一种呼应。爆炸的声音，被打磨机的嗡鸣代替；战场上的奔跑，被假肢上的试行步伐替换。对这些人来说，战斗已经结束，但由战争带来的生活形态变化，仍在继续延伸。
在这一切的背后，是政策补偿、经济安排、社会接纳与个人选择交织出的长链条。不论是用补偿金去购买车辆的老兵，还是仍然坚持“如果重来还会再去”的父亲，他们都从不同角度呈现出同一个现实：战争不只停留在战场，也在工厂、家庭和城市中留下难以忽视的痕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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